袁世凯1妻9妾，共生了32个子女。在他的儿子里，最有才的是袁克文，最有钱的是袁克桓。袁克桓（1898—1956），又名袁心武，1913年到英国留学，后辍学回国从商，做过启新洋灰公司CEO，到南京参与创办了江南水泥厂、华新南辰溪水泥厂，在北京创立了琉璃水泥厂等企业，是民国时重要的实业家。

  袁克桓的母亲，是袁世凯的五夫人。五夫人杨氏，生于天津杨柳青一小户人家，因为聪明懂事、能言善辩，所以深得袁世凯宠幸。在娶了这个五夫人之后，老袁把家中大小事务全都交给她一手打理，自己的贵重财物也交由她保管。五夫人生有四男二女，两个女儿早亡，儿子依次是克桓、克轸、克久和克安。她有过让袁克桓做太子的打算，时时给老袁吹枕边风，称赞老六（克桓）的种种好处，希望老袁考虑考虑。实际上老六也确实优秀，在袁世凯所有子女中，唯有次子袁克文与袁克桓算是人中楚翘，不相上下，而袁克文属于风流才子，不像袁克桓那样明理务实。

  袁世凯1916年去世后，全家人离开，并遵照袁世凯遗嘱分家，每个儿子分得15万元，包括银元、黄金、股票，每个女儿分得一万银元，每位夫人分得一幢小洋楼。这样一来，儿子越多的夫人，分到的家产也就越多，五夫人、二夫人各有四个儿子，所以分得了最多的家产。

  五夫人带着孩子们住进天津一幢洋楼。后来几个儿子全都与豪门结亲，包括黎元洪的女儿和天津盐商世家的女儿。

  袁克桓的原配夫人陈徵，是晚清江苏巡抚陈启泰的独生女，祖籍长沙，后举家迁到杭州。袁家派火车专列把陈徵娶到天津，陈启泰和夫人也随女儿移居天津。

  1906年，周学熙借官银号银洋100万元、白银50万两，接办启新洋灰公司、开办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的性质是官督商办，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近代水泥厂，但是从一开始建厂，就被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掌控，特别是袁世凯，一直在幕后操控，周学熙也向袁氏家族赠送了启新和开滦两家企业的大量股票。

  从袁世凯的遗产中，袁克桓分得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等企业的股票，他找到周学熙，要求参与企业管理。1925年3月7日，周学熙向启新提交辞职书。袁克桓于1927年进入启新董事会，启新在1927年到1930年聘请与北洋军阀关系紧密的龚仙舟（后任天津工商学院董事长）为总经理。1930年到1932年，袁克桓担任副总经理，1933年升任总经理。

  开滦矿务局是中英合资，有一位英方董事长、一位中方董事长，袁克桓担任中方董事长。他当年的办公室，就在天津泰安道原开滦矿务局大楼里。袁克桓还在湖北创建了华新水泥厂，在北京创建了北京琉璃水泥厂，在上海、唐山、河南卫辉创办棉纱厂，又在上海创建了耀华玻璃公司。

  袁世凯的八子袁克轸于1932年进入启新董事会，他娶了周馥的十一小姐、周学熙的妹妹周瑞珠，成了周学熙的妹夫。九子袁克玖，幼时与其他几个袁家子女一起赴美留学，1930年回国后到天津，在耀华玻璃总厂担任英文秘书，后来出任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十一子袁克安是五夫人最小的儿子，娶了一个生长在美国ABC，名叫张美生，做过开滦矿务局的秘书长。

  1935年7月1日，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子公司，厂址在南京栖霞山东麓，董事长由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担任，袁克桓是常务董事长。

  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很快杀到南京。为了拯救刚刚建立起来的水泥工厂，袁克桓想出一个办法。工厂刚刚与丹麦公司签订了购买机器合同，款未付清，产权仍属外商，袁克桓在厂门口挂出丹麦国旗，又让德国技师卡尔·昆德在厂内悬挂德国国旗。袁克桓找到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卡尔·昆德，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帮我们保护了这座尚未投产的工厂，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得到巨额回报，你们将成为了不起的人。”

  辛德贝格和卡尔·昆德在水泥厂内创建了简易医院，107天的时间，先后收容保护了一万多名中国难民和中国军队伤兵，阻止日军进难民营和工厂骚扰。江南水泥厂变成了南京最大的流动性难民营。辛德贝格还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一起，考察和拍摄了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日本军队的暴行，交给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博士。

  南京沦陷后，日本厂商觊觎江南水泥厂，1939年11月，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常务董事与三井洋行水泥部长一起，在天津面见袁克桓，他们语气强硬地与袁董谈合作，袁董顶住压力，没接受他们的条件。1943年7月14日，日军军部通知袁克桓：因日军在山东张店（今淄博市）制铝的需要，要求征用江南水泥厂制造水泥的设备，必须立即拆卸运往山东。袁克桓并未屈服。日军又唆使汪精卫伪政府做出决定，1944年9月，日军进驻江南水泥厂，将设备洗劫一空。

  抗战胜利后，袁克桓辞去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专任江南水泥厂董事长和上海耀华玻璃董事长。1948年，袁董的朋友们几乎都离开了大陆，袁董说：“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我费了这么大力量保护我的厂，我都没走，所以我和我的家人，都会留在大陆。”

  1949年，按照袁克桓在民族工业中做出的贡献和地位，政府考虑请他做天津市副市长，袁克桓婉拒。至于原因，其母五夫人去世前有过交代，说袁世凯达到了权利的顶峰，做了民国大总统，后来还当了皇帝，高处不胜寒，希望儿子们别再走政治这条路，好好发展实业。

  从三反五反到公私合营，袁克桓都坦然面对，这一点也显示出一种气魄，他是干企业的，做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而不是纯粹为赚钱，这两者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民国的实业家和现在很多商人的区别。

  袁克桓在生活上没什么嗜好，最多就是应酬时打打麻将，从来不去舞场、赌场、马场、妓院。他一生中没有休过假，星期日也不休息，没有私家产房，全部心思都用在搞实业上。他身体不太好，家里孩子多，不适宜养病，而其弟袁克久没孩子，克桓就住到克久位于民园大楼的家中，1956年因心脏病故去，享年58岁，比袁世凯多活了一年。（文：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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