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深处、沙漠之下、山巅之上……古老的文化遗址是时光的窗口，藏着人类文明的密码。拨开历史的尘烟，如何让这些文化遗产摆脱“孤立展示”的命运，成为滋养城乡活力、惠及民生福祉的文化纽带？

  10月19日，第三届“良渚论坛”举行“实践创新：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协同发展”分论坛，中外专家从多维度一同探讨人类文明遗产保护利用成果、机遇与挑战下午场。

  对于余杭而言，保护历史从不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它是在主动追寻三个关乎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要去向何方？

  第一，为了回答我们是谁。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规模宏大的城址、复杂的水利系统、精湛的玉礼器共同形成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实证，证明我们是一个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的伟大民族。保护历史就是守护这份集体记忆和身份证明。

  第二，为了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良渚是深埋地下的文明源代码，我们参与中华文明探源项目，还原五千年前的社会面貌。良渚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走进教科书，被收录国际著作，正成为全人类认可的历史叙事。

  第三，为了回答我们将去向何方。良渚是跨越五千年的思想宝库，为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城市治理等全球挑战提供历史镜鉴。保护历史是为人类文明的过去与未来架起对话的桥梁。

  社会侧，核心是提升群众认同。我们转变叙事方式，挖掘文物背后的人物故事，从发现者施昕更到保护者康烈华，让文物与人们产生情感联结。创新体验形式，用VR/AR技术打造沉浸体验，建设良渚艺创园，推出移动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构建参与体系，成立保护基金会和志愿者总队，现有600多名志愿者。

  政府侧，核心是统筹保护与发展。成立良渚遗址管委会，开创文物特区模式。实行建新城保古城机制，用土地出让收入的10%反哺遗址保护。落实专项保护条例。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发展研学旅游，划定三大保护圈层，实施乡村振兴工程，平衡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

  第一，赋能区域发展，探索出超越传统城市化的路径，为全球提供余杭方案。第二，激活创新场域，良渚先民的创新基因激励当代科学技术创新。第三，推动文明互鉴，良渚是促进中外文明对话的会客厅。

  剑桥大学考古学系考古学与遗产学副教授、剑桥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莉莉安娜·达努塔·雅妮克

  她以良渚为例，阐述了“守护文明圣地、赋能城乡发展”的余杭实践，探讨如何让五千年的文明现场，成为当代城乡融合的实验室。

  先谈遗址、旅游及盈利模式：巨石阵位于伦敦外，是伦敦、爱丁堡外最大遗迹，年游客超 130 万（欧洲规模大），夏天好天气时单日超 1 万人。其访客中心有商店、会客厅，建筑方式简单、易维护，且与巨石阵风貌相近，还可参观原始房屋及展陈设施。

  巨石阵属英国王室地产（君主立宪制下归国王），由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管理，周边土地归国民信托组织。19 世纪受古代遗迹保护法案保障，1986 年与埃夫伯里同列世界遗产。遗址注重保护，如巨石以原貌保护，最近一次发掘刚完成，2021-2022 年有相关学术文献发表，其年代与良渚最早年代相近。

  巨石阵由詹姆士一世 1620 年最先发现，17 世纪始有保护的方法，有时需重建。20 世纪末曾用混凝土修复，因会渗水，2021 年 9 月改用石灰砂浆。1906 年可随意到访，2015 年限制访问 —— 因单日 1 万人踩踏会破坏草坪，仅早晨游客少时可走近（仍不能触摸）。

  巨石阵与天文、历法关联清晰：冬季、夏季与太阳相关，蓝色巨石与月历（月亮）相关。良渚也与天文历法有关，太阳和月亮及历法的重要意义在中华文明中也有体现（附日出照片链接，英国多雨，观日出需耐心）。

  和良渚一样，它的功能定位是敬奉祖先的神圣场所（附近有墓穴实证），有迁徙轨迹（都林顿成员到巨石阵供奉祖先）。18 世纪信仰复兴，英国德鲁伊人认为巨石阵是其祖先遗迹，春分、秋分来此举行纪念活动（可走近但不能触摸），有人脱鞋或用其他方式膜拜。

  巨石阵是文明交汇地。萨森石来自 30 公里外的普雷塞利，蓝色巨石（4 吨）来自 380 公里外的威尔士，其他巨石（20 吨）及掉落石块来自苏格兰，石材遍及大不列颠多地。建造需大量人力，劳动力或随石材从各地而来。

  青铜时代早期墓葬中首现金饰，可能来自中欧（瑞士、奥地利等地），说明当时英国与中欧有联系，墓主人 35-45 岁，或为贵族之子，反映当时社会有等级（按出身定地位，非能力）。此外，巨石阵汇聚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共同纪念。

  最后，他还介绍了新石器时代巨石阵的节日，两年前英国曾举办过新石器时代思想节日。关注其传承与现状，还通过它与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关联，利用其资源发挥教育功能，助力化学、物理等多学科教学。

  他分享了北庭故城--这座丝路北道“活化石”如何通过系统性保护与展示，如何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交融的重要载体。

  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 12 公里处，处于丝绸之路的中间，是天山南北的中心城市。它的北面是阿尔泰山，东面通过河西走廊可到达长安，西面是伊赛克湖，南面是吐鲁番盆地，与安西都护府互为犄角，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北庭故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匈奴和汉朝在此五争车师，西汉最后统一西域时，车师后部是最后一个被攻下的城池。唐代时，北庭设大都护府，是天宝十节度之一，驻军两万，马匹 4200 匹。元代时，这里设立了别十八里行中书省，级别比山西、河北、河南还要高。北庭故城在唐代和元代达到最辉煌的时期。

  遗址核心区域占地 1.5 平方公里，分为一内一外、一大一小两重城。它于 1988 年入选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 6 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北庭故城已成为集考古、科研、保护和观光为一体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23 年已接待游客 9.01 万人次。

  在文化方面，北庭故城是新疆千年政治核心的宗教文化中心、尔文化源地。中国汉文典籍、四库全书大概有 2000 多部书关于北庭的记载，敦煌、吐鲁番的文献有 207 件是关于北庭的文书。这里的壁画与书画，和山西五台山的主题题材、画法极度近似，体现了当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保护与发展方面，县政府投入 3.5 亿用于北庭故城的保护，同时还通过建立北庭学研究院等方式，深入挖掘北庭文化内涵。此外，还依托北庭故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打造了一系列农副产品，如北庭面、大蒜、红花油等，还发展了汉唐风民宿，促进了文化与乡村的联系。2024 年，北庭故城获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蜀道是我国代表性古代国家路网遗存，连接西南西北、沿用两千余年，对多民族国家形成意义重大。其研究始于新中国，80 年代发展，2008 年后随申遗和文化线路概念拓宽方向。陕川等地文博单位曾开展调查、出版成果，但存在多学科合作不足、线路研究不均衡（重金牛道轻其他、重文物点轻道路本体）、考古材料应用少、研究时段集中于汉代前、地理环境研究不足、记录手段传统等问题。

  2004 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我们联合川陕甘榆四省市考古机构及多所高校启动 “考古中国” 蜀道考古项目，从四方面处理问题：一是摸清 “线”，查明道路本体及沿线文物、不同时期保存状况；二是突破 “点”，理清城市与道路联动关系；三是 “综” 合看，多学科协作研究选线、工程技术等；四是传承 “用”，建数字平台助力保护与文旅融合。

  今年 4 月，国家文物局发布阶段性成果，工作有两方面创新：内容上，明确遗产核心范围为古道两侧 50 米，统一道路四级分级标准（一级路面完好至四级推测路段）及记录规范（图源、图幅等）；形式上，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以路段为单位，“一家牵头、多家协作”，如荔枝道由重庆考古院牵头，川陕协助。

  考古显示，金牛道碥道保存最佳，褒斜道栈道最多，米仓道桥梁最丰富，与文物主题游径需求契合。蜀道是物质、非物质、自然遗产兼具的三元廊道，游径可促成三者协同。

  广元已开发金牛道 4 条徒步游线 万人次，今年 “双节” 拦马墙线 月，四川发布蜀道金牛文物主题游径（广元至绵阳段）方案，设 4 条主题线 年优秀文物主题游径十佳案例。

  游径需政府、市场、居民协同，剑阁在沿线 户补给站，新增十余家古道咖啡、民宿，带动百余人就业，家庭人均年收入增超 9000 元，实现 “道以人兴，人以道富”。

  1、线性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需同步，必要时考古先行，此次以 “微创手术” 探掘，为保护提供资料；2、需统一标准，已培训基层干部、出台《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例》，未来需扩大范围以法规明确；3、需多方协同，四省市建联席会议，三省八市签公益诉讼协作机制，19家法院签司法保护协议；4、 需技术赋能，在建蜀道数字平台，未来拟结合长城保护经验，关联多类数据实现系统保护。

  今天她从高流量的世界遗产地管理挑战出发，分享了如何在旅游压力与社区融合之间，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

  1988 年，美国通过联邦法律将奇琴伊察列为古迹区域，并通过《海牙公约》获蓝盾级别保护，核心区域 15 公顷，2007 年被评为 “世界新七大奇迹”，周边建筑也属重要保护区。

  奇琴伊察游客量在美洲名列前茅，可与柬埔寨景点、英国巨石阵、秘鲁马丘比丘媲美。虽 2020 年因疫情游客减少，但常年游客众多，旅游收入可观，是全球热门景点之一，还有游轮航线抵达。游客多来自美洲，亚洲、欧洲次之，大洋洲、非洲较少。景区会举办大型音乐会，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曾参观；2022 年墨西哥在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展出其古迹复制品，提升了它的全球知名度。

  遗址日均游客超 7000 人，保护与接待平衡是日常研究重点。90 年代起，墨西哥政府不断出台保护政策、加大预算，推广文化场所新游览方式，近期还开通 “玛雅列车” 便利交通。奇琴伊察受联邦法律及国际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保护，同时通过本土文化、音乐吸引游客，也常出现在电影中，是墨西哥民族身份与抗争精神（根植于原住民精神）的象征，类似法国埃菲尔铁塔的国家符号意义。

  不过保护也面临挑战：曾有索菲亚・威尔贾拉越过保护界登古迹造成损害；比利时动画片《钉钉历险记》中出现用枪、子弹攻击遗迹的情节，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有 300 多名当地导游服务游客，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公约细则第 108 段》开展保护工作。多年来通过人员培训加强保护，但盛大节日、多雨天气增加了保护难度，日常需对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进行监测、记录，还会引入外国机构与技术助力修复。

  此外，会制定预警措施防范遗产风险，研究游客承载量；通过教育科普宣传保护重要性，推广玛雅语言与文化活动，覆盖各年龄段人群；开展 “无垃圾活动”（与良渚类似）保持景区洁净，还收集游客遗失物品并设法归还。景区允许游客携带宠物进入，设有健康与安全保护的方法保障游客体验，建有 17 公顷游客中心，提供多样文旅产品与服务，促进社区文化交流。同时推动游客分流至周边区域，减轻奇琴伊察保护压力。

  今天她解读了殷墟如何通过“守正、创新、融合、共生”，实现商文明的活态解码，让文字、礼制与青铜的文明高峰，与今天对话。

  殷墟是我国首个有文献记载、经甲骨文和考古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1928 年科学发现以来，出土宫殿宗庙、王陵、手工业遗址及数万件青铜器、甲骨文、玉器，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多元一体进程的关键节点。2022 年习视察时提出 “让殷墟遗址活起来”，现从 “守正、创新、融合、共生” 四词分享工作。

  第一，殷墟高站位的谋划，在2019 年《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七大分区，覆盖 29.47 平方公里。完善保护机制

  第二，成立殷墟管委会、遗址公园治安分局，建立县乡村四级网格责任体系；2021 年河南省人大颁布《殷墟保护条例》，2024 年 2 月出台实施细则。

  第三，强化保护措施，创新行政与司法协作，开展 “公安、检察官、法官在行动”；投资 1.28 亿建 “人防 + 技防 + 物防” 立体防护体系。

  第四，考古新发现。近十几年发现道路、水系、6 万平方米池苑遗址、邵家棚 “册” 族居落址，外围找到辛店铸铜作坊（100 万平方米）、陶家营商代卫城等 20 处遗址，“大殷商” 面貌渐清晰。

  第一，创新展陈定位。以 “一馆两区一镇”（殷墟博物馆、宫殿宗庙区 / 王陵区、考古小镇），全景式展示商文明，博物馆是考古成果转化与文明传承平台。第二，央地共建模式。社科院提供文物与学术支持，地方政府出资建馆管理，即 “安阳模式”，遗址成果及时转化，如 H3 甲骨窖藏、2000 年出土文物分别转化为 “子何人哉”“长从何来” 展项。第三，多元展示方式。申遗时采用地下封存、地上复原等多形式；以不同语境实现 “文物” 到 “文明” 转化，成组、成套展示器物还原历史。第四，科技赋能。设近 50 项科技展项，如 “甲骨文奇遇记” AI 互动、裸眼 3D 呈现全国商代文物。

  第一，多层次讲解体系。“乐游安阳” 专班统筹，组建专家、策展人、志愿者等队伍，配数字导览机，日满足近 3 万人需求。第二，研学品牌打造。推出 “商传千年筑未来” 等品牌及 50 余项子课程，多次入选全国文博宣传百强案例，还以 “行走的博物馆” 走进多地学校，与高校合作共享资源。第三，文创开发。开发 9 大类 1200 余种文创，“子飨餐厅” 开到天津，6 款产品入选 “中国好礼”。第四，全媒体宣传。形成官媒、馆媒、自媒体矩阵，获各级新闻媒体报道 3000 余次，拍 50 多部纪录片，联动三星堆等博物馆直播，全网浏览量达 6500 万人次。

  共生是我们的目标，文化遗产人人参与、保护成果人人共享，这个共生不仅体现在遗址和旁边的环境的有机协调，也体现在遗址和社区。是全国唯一连续开放12个小时的博物馆。每天五点半之后，我们对2000名游客免费，这也是我们惠及社区民众的表现。安阳东站、甲骨文书屋等还融入商文明元素，服务行业人员主动传播殷墟文化。

  大明宫始建于唐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是唐朝政治中心与国家象征，规模宏大、遗存丰富，在历史文物序列中地位独特。1961 年成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 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放并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 年跻身《世界遗产名录》，2020 年升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考古是大明宫保护利用的基础，分三阶段推进：1957-1962 年，社科院考古所唐城考古队开展全面调查与发掘，首次形成系统报告，为整体保护提供相关依据。1963-1994 年，发掘青丝殿、三清殿等遗址，深化对唐代朝寝制度、高台建筑的研究。1995-2010 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开展国际合作，发掘御道、太液池（明确范围与池岸结构）、丹凤门（印证 “大唐第一门” 史料），2008-2010 年配合公园建设完成 2/3 勘探，探明渠道、宫墙等遗迹。

  大明宫存续 269 年，904 年废毁后千年间遭破坏。上世纪 80 年代为西安最大棚户区（20 万平方公里），因保护受限建设。2007 年西安成立遗址保护改造办公室，以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模式推进工作，完成 7 个整村、2 个棚户区、98 家企业和事业单位拆迁，拆迁面积 997.95 万平方米，安置 10 万人，新建安置区改善群众生活与遗址环境。

  2010 年公园开园后，濒危遗址获永久保护，周边基础设施完善，95% 的绿地与水面改善城北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实现文物保护、民生关怀与城市风貌的融合。

  规划与管理，修编 2005 年保护规划、2014 年管理规划，制定五年发展规划，建立标准化管理体系。方法创新，从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全年巡查 22 处重点遗址；科技赋能，建监测预警体系与智慧平台，实现数字化管理。展示方式，依遗址现状采用保护厅、砌体封闭、原貌标识等多形式展示，凸显遗址价值。

  成果转化，大明宫研究院联合高校开展多学科研究，完成唐代研究、价值阐释等课题，提供智库支持。在研究成果活化利用方面，通过推进数字建模与数据中心建设，在含元殿等 6 处遗址设复原装置，借 AR 技术、数字人 “唐佑佑” 打造沉浸式体验等，让大明宫从 “保起来” 到 “美起来” 再到 “火起来”，成为中国大遗址保护示范样板。

  作为一家中等规模的博物馆，昆卡博物馆很荣幸能参与这场关于古代遗址与人类文明的对话。他指出，考古遗址是见证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而博物馆则是向公众传播历史背景和文化的重要平台。在21世纪，考古遗址与博物馆应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帮助公众建立文化认同感。

  关于博物馆的当代定位，他强调不能简单将文物从遗址提取展陈，而应构建完整的文化叙事体系。博物馆需要将文物置于原有的考古背景中，清晰阐释其历史功能、社会背景及文明特征，这正是现代博物馆的核心价值。

  他随后介绍了西班牙博物馆体系的分级架构：包括国家级博物馆、地区级博物馆和地方博物馆。考古遗址同样分为考古公园、可参观遗址和一般遗迹三个等级。在昆卡地区，现存三个重要考古公园，其中包含古罗马时期遗址。

  回顾博物馆发展史，他提到16世纪始于私人收藏，法国大革命后逐步向公众开放，二战后教育功能日益凸显。如今，博物馆已成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中小型博物馆通过精细化服务，在社区教育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建立于1963年的昆卡博物馆承担着保护、研究和传播昆卡省文化遗产的重要使命。馆内设有三层展区，永久陈列约2000件文物，涵盖考古发现和手工艺品。由于空间存在限制，博物馆精选最具代表性的藏品进行展陈，并设有专门的艺术展区。

  除展览功能外，昆卡博物馆还是重要的研究机构，定期发布学术成果。同时积极开展各类公共教育活动，通过工作坊和研学项目，让中小学生和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亲近历史。这些举措使博物馆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履行了文化传播与社会服务的职责。

  他表示，昆卡博物馆的实践表明，中小型博物馆通过精准定位和特色服务，可完全在当代社会构建起有效的文化遗产传播体系。

  万琳院长回顾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的发展历史：自1995年概念提出，到2006年《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颁布，再到2009年良渚论坛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直至2010年首批1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布，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逐步完善。

  她认为，大遗址保护实现了保起来的目标，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则让遗址美起来。而要让遗址真正活起来，需要着力于三大引擎：持续开展考古与研究、完善后期运营管理、加强文化传播推广。

  以盘龙城遗址为例，她详细的介绍了实践探索。这座位于武汉、距今3500年的商代早期遗址，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总面积3.98平方公里。2013-2019年间，他们完成了四大建设项目：本体保护展示：包括城墙、宫殿区、城壕和贵族墓葬区；环境整改治理：采用绿色、生态、可持续理念；博物馆建设：创新采用半覆土式建筑形式；基本陈列：深度解读遗址文化内涵。

  遗址开放后，他们持续推动三大重点工作：第一，坚持考古研究。在张昌平教授主持下，盘龙城考古工作持续深入，在聚落变迁、金属冶炼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荣获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二，完善保护展示。基于最新考古成果，他们持续推进：青铜冶炼遗址的回填保护、杨家湾北坡650米石构建筑展示、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提升展示；第三，强化功能建设。通过改造考古工作站、策划临时展览、出版学术报告等措施，实现以展带馆、以展促研的良性循环。

  她总结说，从遗址保护到公园建设，再到持续活化利用，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坚持的过程。盘龙城的实践表明，只有通过考古研究夯实基础，创新展示提升体验，强化运营增强活力，才能让大遗址真正活起来，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命力。

  阿列克谢·科瓦列夫先生介绍，俄罗斯境内现存约20万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实际数量可能更多。这些遗址分布广泛，其中东部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薄弱。作为地区议会代表，他深度参与了国家考古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工作。

  通过展示诺夫哥罗德遗址的挖掘案例，他指出该遗址文化层堆积厚度达6-8米，跨越4至12世纪，出土了大量木质建筑遗迹和古代文献。类似的车里雅宾斯克遗址也清晰展现了17世纪的城市文化层，为研究城市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根据2002年颁布的联邦法律，俄罗斯确立了独特的遗址保护制度：考古遗址不隶属于所在地块，而是独立的国家级文化遗产。每个遗址都需要经过考古学家和专业机构的严格认定，地块所有者仅拥有土地使用权，而非文化遗产所有权。

  他重点介绍了国家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所有考古遗址都必须纳入该登记系统，明确标注地块边界、使用权属和开发限制。这种制度设计有很大效果预防了以不知情为由的破坏行为，任何对已登记遗址的破坏都将承担法律责任。

  然而，当前保护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国家无权强制收购遗址土地建立保护区，地方政府导致保护区边界划定困难。在考古发掘管理方面，俄罗斯要求必须事先完成遗址详细描述和规划审批，严禁出售任何出土文物，所有具有考古价值的动产均归国家所有。

  他特别指出，许多国家缺乏专门的考古法规，导致非法挖掘和文物走私问题严重。这些文物往往通过拍卖渠道流失至欧美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文化损失。

  为此，他提出三项建议：首先，应加强国际公约的落实，建立区域性的法律保护体系；其次，可结合丝绸之路和上合组织等国际合作机制，制定欧亚大陆统一的考古保护法规；最后，需要完善预防机制，从源头上遏制文化遗产的非法流通。

  他强调，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愿意推动建立覆盖整个欧亚地区的考古保护法律框架，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他重点以良渚古城遗址与新疆佛寺遗址为例对于大遗址保护赋能城乡协同发展的实践与启示展开探讨。

  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协同发展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在良渚古城遗址的案例中，虽然面临土地资源紧张等现实问题，但当地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遗址保护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2020年受良渚管委会委托的调研显示，当地在文化认同建设方面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特别是通过志愿者体系培育了600多人的服务队伍，有效促进了市民与文化遗产的情感连接。

  在生态治理方面，良渚遗址公园的大面积绿地和水域环境显著改善了当地人居环境，这一成效获得社区居民的普遍认可。同时，当地积极探索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建设乡村博物馆群、开发体育旅游等项目，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实践表明，大遗址保护不仅关乎历史传承，更与当代社区发展息息相关。

  转向新疆佛寺遗址的案例，他分享了为期三年的全疆佛寺遗址调研成果。这项调查首次系统梳理了环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哈密等地的佛教遗址，填补了学术空白。然而，新疆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当前生活在遗址周边的主要是信仰教的居民，如何让他们理解并认同这些佛教文化遗产，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他特别提到一位尔族学生的研究案例，通过语言优势和文化沟通，在博斯坦村等地的调研中探索了遗址与当代社区的共生关系。这为处理多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益借鉴。

  通过对比分析，他强调中国的大遗址保护面临着比日本、韩国等单一民族国家更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都需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径。最后他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发展资源，未来需要在不一样的区域深化对大遗址功能的认识，推动保护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旅游委员会秘书长、欧洲考古学家协会考古与旅游共同体联合主席 安娜·索菲亚·丰塞卡·德·奥利维拉·布拉加

  她指出，考古学能够为咱们提供长期视角，积累知识财富，让我们应对当前的环境与气候问题。

  古迹遗址旅游作为全球性现象，既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她强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业必须增强韧性，密切联系社区，并通过遗产旅游搭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她重点介绍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旅游科学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汇聚全球200多位专家，通过组织学习考察、开展世界遗产地评估、提供政策建议等方式，推动负责任的文化旅游。2022年更新的《国际文化遗产旅游》特别针对过度旅游等问题，提出需要采取包容性措施，平衡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

  在案例分析环节，她首先介绍了土耳其恰塔霍裕克遗址。该遗址展示了人类从游牧向农耕定居的过渡历程，其独特的建筑布局和丰富的壁画艺术为研究早期社会组织形态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考古学家与当地社区的紧密合作，该遗址在文化阐释、环境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实现了良好平衡。

  第二个案例聚焦非洲能力建设项目。她详细的介绍了非洲考古学与遗产在线多位国际专家，得到德国考古研究所和外交部的支持，为非洲学生提供系统的考古学与遗产管理培训。通过六个月的在线课程，项目将国际经验与本地实践相结合，迄今已惠及全球五六千名学习者。

  最后，她提及《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实施进展。该宣言推动欧洲各国采取比较有效措施应对过度旅游，促进包容性政策的制定与区域合作。

  在总结中，她提出了遗产-再生-社区-和平的韧性循环模式：通过遗产适应和经验传承，激发创新与教育活力；通过社区参与，增强社会凝聚力；最终实现相互尊重、可持续共存的和平愿景。她引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国智慧，强调遗产应成为文明互鉴的桥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大遗址保护历经20年发展，各地同仁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今天她聚焦考古遗产与社区怎么来实现双向赋能，一同推动可持续发展。

  考古遗产需要在社区发展中实现有效保护，同时一定要活得社区支持才能永续传承。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中国多个遗址得到验证。

  在案例分享环节，她首先介绍了良渚遗址的创新实践。良渚通过构建生态公园+活力环的发展模式，形成世界级IP与城市社区的完美融合。这里不仅吸引文艺青年和数字游民，还培育了村民公约、民主协商等社区治理机制，成为中国城乡协同发展的典范。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良渚所在余杭区既是经济发展高地，也是遗产保护标杆，证明保护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

  第二个案例聚焦景德镇御窑厂遗址。通过遗址公园建设和城市更新，这个曾经衰落的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全球陶瓷爱好者的创作圣地，吸引数千国际景漂和数十万中国景漂在此定居创作，展现了文化遗产带动城市复兴的强大能量。

  关于三星堆遗址，她提出一个前瞻性构想：借鉴良渚经验，在3.6平方公里古城和20平方公里缓冲区内规划活力环，引入新村民和文创产业，使这个即将申报世界遗产的遗址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引擎。

  她还分享了其他典型案例：成都将发现重要城市遗址的足球场改造为开放式遗址公园；洛阳用20平方公里城市遗址建设大型考古研学基地；宋代皇陵遗址通过延续农耕传统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蜀道遗产带动沿线居民成为徒步向导和摄影师。

  通过这些实践，她总结出两个关键机制：一是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让遗产保护惠及社区；二是构建责任共担机制，激发社区保护主动性。这种双向赋能的模式，为中国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她还表示，这些探索成果愿与国际同仁共享，一同推动考古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大价值。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顾问、庞贝可持续保护项目文物保护修复顾问、欧洲文物保护与修复组织联合会前任主席 莫妮卡·马泰利·卡斯塔尔迪

  ICCROM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9年创立的国际机构，现已拥有137个成员国。该组织通过培训、研究和信息共享，致力于推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前，ICCROM正推行关爱遗产（Care）理念，这一理念包含保护、激活与价值认知三个相辅相成的要素，将成为2026-2031年战略期的核心指导原则。

  在考古遗址保护方面，她指出，这些遗址常面临风化侵蚀、结构较为复杂、游客压力等多重挑战。文物表面状况与其原始形态往往存在非常明显差异，暴露在空气中会加速劣化进程。她强调，文物保护科学要一直创新，但同时也必须深入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这是制定科学决策的基础。

  这一方法已在多个遗产地得到成功应用：在罗马圆形剧场，团队通过手绘地图记录遗迹、植被和水系分布；在缅甸遗址，面对广袤区域和多样遗迹，他们与当地官员合作开展普查；在克罗地亚，耗时两年对多处教堂壁画进行系统性保护；在那不勒斯地下墓穴，对脆弱的6世纪马赛克壁画实施精细修复。

  她说，尽管每个遗址各有特点，但通过系统化的勘察方法和优先级划分，能够以最小干预实现最优保护。这种科学的工作流程确保了文化遗产得到可持续的维护与管理。